走近零碳｜闵行开发区调研：制造型企业如何平衡效益和环保

　　制造业碳排放量高，且影响上下游产业，是节能降碳的重要阵地。其中，装备制造业能源需求少、消耗强度低，可以为其他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。那么，制造型企业如何走通绿色低碳与经济发展的协同之路？

　　澎湃新闻与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“走近零碳”联合课题组，走进以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导的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闵行开发区”）展开调研。

　　闵行开发区集聚了21家世界500强，约90%为外商投资企业，是上海首批零碳创建园区中唯一的工业产业园。园区企业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，一是企业化石燃料（煤、天然气、汽油、柴油等）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，二是企业外购电、热力等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。2015年底，园区完成了清洁能源替代。目前，在园区用能结构中，电力约占80%，天然气约占10%，热力约占5%左右。

　　制造型企业节能降碳的关键在于，降低生产中的电能消耗。制造型企业在供应链所处的位置，决定了其对上下游企业协同降碳的重要性。课题组实地走访了米其林、ABB、西门子、三菱电梯4家企业位于园区的零碳工厂或绿色工厂，深入了解制造型跨国企业节能降碳的实践与思考。

　　调研发现，企业一方面通过重点用能设备升级改造、工艺改进等，注重生产中的节能技术改造，从自身源头减少能源消耗；另一方面通过选择可持续供应商、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，带动供应链上下游，共同降低碳排放。

　　不过，绿色低碳之路还面临市场与政策的障碍。比如，碳排放量核算有待改进，“碳中和”成本压力较大。对此，除了完善政策法规和标准，还需要提升“人”的意识，需要让绿色低碳投资有所回报，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，唤起企业与员工的内生动力。

　　制造型企业生产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？调研发现，企业主要采用节能技术改造手段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降本增效。

　　一是调整改造重点用能设备。电能占上海三菱电梯工厂碳排放总量的96%，工厂一年用电量达4000余万度。2023年1月1日起，上海开始执行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市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对一般工商业用电进行调价，高峰涨价、低谷降价。三菱电梯做过测算，如果不做出改变，按照新的电价标准，企业2023年的用电成本会上涨400多万元。

　　为减轻用电的经济压力，三菱电梯从生产制造能耗管控方面降低用能成本，通过合理调度，挖掘耗电量大的生产设备的用能潜力，如空气压缩机、热处理加热炉等。根据最新测算，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，单位产值能耗降低了6%。同时，为实现能效的优化调控，三菱电梯对重点用能设备实施信息化、数字化改造升级。企业2022年对工厂进行了能源计量信息化改造，将所有电表数据上传云端，动态管理电能能耗。在此基础上，动态精准采集、监控、分析碳排放量。比如，较新的生产线往往用能情况较好、效率较高，车间管理员生产调度时可以优先选择。这一智能化做法不仅能辅助生产调度，还能便捷地将用能成本折算到各个车间分摊，让节能与降本增效直接挂钩。

　　空调也是工厂用能大头。ABB高压电机有限公司上海大电机工厂内，工人们忙着给裸铜线做绝缘云母带包扎，这一“线圈制造”环节是大电机生产中最核心的技术，直接关系着产品的最终质量和使用寿命。由于云母对环境比较敏感，工厂车间全年都要恒温恒湿。在这里，空调耗电量占整体生产能耗的70%以上。为减少耗能，除了线圈制造车间，ABB其他车间联合使用空调和工业风扇。在上海ABB电机有限公司小电机工厂，一扇供物流频繁进出的感应卷帘门，替代了过去全天打开的门，空调能耗大大降低。

　　ABB大电机嵌线年起在闵行开发区建厂的ABB，对20年的老厂房和设备设施进行了升级换代，进一步节能降耗。生产线改造方面，由于定制化电机的市场需求增多，生产这类产品的操作工人间距较近，过去满足大批量生产的冗长生产线和自动输送带已不再适用，需要被二次改造。改造后一条生产线万元电费，今后这一模式有望复制到更多生产线。设备升级方面，企业逐步将空调空气压缩机改为变频式，将电机替换为ABB自产设备。

　　。“从产品工艺设计的源头推动节能降碳，也是最经济和有效果的。”上海三菱电梯环境能源主管谢轶俍说。过去，为让电梯的不锈钢层门及轿壁达到抗冲击强度的国家标准，往往用胶水在板材背后粘接加强筋。但使用胶水不仅对环境造成影响，烘干胶水也会产生能源消耗。工艺改进后，使用激光焊接技术，不仅能解决以上问题，还节约人力成本。虽然投资一条生产线年内可通过其他收益覆盖投入成本。由此，从源头上对十几年的传统工艺做出创新性替代，可以解决生产制造中低碳环保、成本、质量之间的“不可能三角”。三菱电梯自动激光焊接设备

　　发展绿色低碳，以制造型企业在供应链所处位置看，还要通过龙头企业，带动供应链上游供应商、制造商、物流服务商、下游零售商协同创新，最终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。一是

　　。ABB的电机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和新能源、化工、石油和天然气、矿山和水泥、金属、造纸、污水处理、船舶和港机等工业领域。这些绿色产品的生产也与供应链相关细分领域的降碳工作息息相关。近年来，ABB已对20%-30%的供应商工厂进行更新迭代，淘汰了相对粗放的供应商。对原有供应商，ABB帮其想办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对新引入的供应商，企业则将可持续发展因素作为审核要求之一。

　　“尽管成本有所上涨，但从规模化、质量把控、效率持续等方面看，是更好的选择。”ABB中国运动控制事业部上海基地负责人罗辉说，

　　“本质上，这是可持续发展问题。品牌一定要有自己的竞争策略，绿色产品就是核心竞争力。”

　　。“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升级，降低轮胎全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，并倡导客户和消费者选择更环保的高性能轮胎。” 米其林上海工厂总经理朱海燕谈到。米其林更看重轮胎全生命周期的“绿色”，包括研发、生产、运输、使用环节和废旧轮胎的循环利用。比如，通过原料替代，将从稻壳燃烧后的草木灰中提取的白炭黑用于轮胎生产。目前，米其林上海工厂生产的轮胎中，可持续材料的产品占比接近30%，企业目标是让该比例在2050年达到100%。

　　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源于企业战略定位。而特别关注的问题是，企业把降碳行动落地的动力来自何处？降碳的成本投入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？

　　企业首推做法是提高人的内驱力。米其林通过公示数据，提升员工的绿色低碳意识。

　　在上海米其林轮胎工厂大门入口的数字大屏上，一棵棵“圣诞树”形状的标志，代表的是碳排放量、太阳能发电量等环保数据，每一天都在提醒和鼓励着路过的员工。“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，但人是一切的基础。”朱海燕说，要让人在意识上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。米其林集团规划，在生产和能源领域，2030年的碳排放较2010年降低50%，在生产、能源及运输领域，2050年全面实现碳中和。如今米其林上海工厂整体碳排放比2010年已降低83%。米其林上海工厂门口的展示屏

　　ABB将绿色低碳发展直接与管理者的业绩挂钩，且在全球范围推行。以罗辉为例，2022年底开始，可持续发展改善推进目标占其绩效考核的权重为12。5%，而主要管理者可持续发展的改善目标占绩效考核权重的7%-10%，对于目标达成并超额完成的部分，可获得最高150%的绩效奖励，这进一步激发了员工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。最大的动力是投资绿色低碳有所回报。

　　“在生产和低碳结合的过程中，增长和节能是相辅相成的。”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立俊说。对企业来说，投资自动化、数字化设备动辄上百万元、上千万元，回报周期基本在3到5年。而该厂通过设备升级，使工厂人数减少了25%，产量翻了一倍，单位产值能耗降低。西门子车间物料的智能化物流配送

　　总之，经济和社会效益等长期回报，是影响企业节能降碳动力的实际因素。长期评估，除了企业在经济上的降本增效之外，更“绿色”的产品，在国际市场更有竞争力和话语权，以及大众眼中负责任的企业形象等，都是企业践行节能降碳的内生动力。而

　　将其落到实处的关键还是“人”，要让员工觉得，绿色低碳不是空谈，而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。

　　正如朱海燕所说，要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，做到人、利润和环境三方面可持续发展，人是第一位的。从绿色低碳到碳中和有多远

　　以ABB为例，一是每年设备更新换代，要考虑固定投资折旧率、开销率对利润的影响；二是老厂房的固有承重能力和建筑布局存在天然限制，一些更新方案不得不妥协；三是员工意识和技能要跟上智能化、自动化迭代的速度。如何衡量投资回报？ABB的策略是，如果产品销量增长5%，通过能源降耗、产品降本能带来额外3%的成本降低，就可进一步迭代设备、优化设施。因此，不能只看短期投资数据，而要叠加未来竞争力，以3至5年为回报周期，看更先进的工艺能触发多少额外销量。

　　调研发现，市场上只有几家头部企业在使用、推广、回收利用可持续材料，没有产生规模效应，故而原材料厂商定价较高。如果政府能出台相关扶持或补贴政策，促进可持续材料推广，企业可从中享受环保红利。对政府而言，需进行评估环保投入用于前期减排干预，还是后期污染治理。另外，由于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，即使有新材料出现，其投入应用也很缓慢。国内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，如果根据最新技术发展及时完善，就能帮助企业打开新材料市场应用的第一道门。我们还发现，碳排放量这一最能衡量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指标，核算方法与标准方面有待改进。

　　首先，要算清楚碳排放量。由于一些企业运用数字化、智能化等技术不足，难以追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情况，继而影响供应链上下游协同降碳。其次，对跨国企业来说，国内与国际碳排放核算标准需要更好接轨。进出口企业面临同样问题，由于碳排放核算、碳足迹等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未完全接轨，企业需开展多种核算，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，也影响中国企业减排成效的国际认可。从绿色低碳发展走向碳中和，有很长一段距离。

　　碳中和不意味着零排放，当一个组织或产品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产生的碳排放，与其通过外部减排技术产生的减排量对等时可称为“碳中和”。碳中和可以通过企业自身实施节能减排项目，或直接购买相应的环境权益实现，使用光伏发电或绿色电力交易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。目前，闵行开发区内有18家企业建设了光伏项目，每年光伏发电量超过1300万千瓦，占园区整体用电量2%左右。企业也选择利用厂房、停车棚等屋顶资源建设光伏。调研发现，企业实现碳中和的成本压力较大。以上海三菱电梯为例，即使把能利用的屋顶都铺设光伏，发电量只能满足工厂10%的用能需求，剩下的90%用能要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碳中和。2021年，企业通过核算认定的碳排放量约2。2万吨。如果全部通过购买绿电、绿证等方式来抵消，则需要承担很高的成本。因此，首先考虑从生产端节能降碳。“我们先理顺内部的生产工艺，实现较高的能源利用，积极规划预先布局碳中和路径。”谢轶俍说。节能降碳不可能一蹴而就，要想方设法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平衡。闵行开发区跨国企业的降碳实践让我们看到，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，尽管用地成本和人力成本较高，但制造业也能走通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协调发展之路。而在绿色发展实践中，节能技术改进又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跃迁。这说明，

　　在“双碳”的路上，企业既可以维系长期经济利益，也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。

　　[本文执笔：谷晓丹，课题负责人：张俊、李显波，课题统筹协调：田春玲，课题组成员：谷晓丹、戴跃华。感谢上海市经信委、上海节能环保服务业协会对本次调研的帮助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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